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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访山东大学堂章程工作量大弄坏复印机

2018-10-26 13:57:43

寻访《山东大学堂章程》:工作量大 弄坏复印机

寻访《山东大学堂章程》  这份章程具有示范意义,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  本刊/杨敏  2000年,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徐显明率队访问台湾,特地去拜访了曾任“美龄号”机长和台湾空军“情报署长”的衣复恩。祖籍山东的衣复恩以母亲之名所成立的“立青文教基金”,在山东大学设立了奖学金。  谈起翌年即是山东大学一百周年校庆,已是耄耋之年、坐在轮椅上的衣复恩询问自己能做点什么。  徐显明如实告知,这次来台湾重要的目的,是寻找山东大学堂的起源。  山东大学获知,1901年,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呈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折稿获准,由此,山东大学堂成为继京师大学堂之后,中国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。但这份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折稿,山东大学寻访多年未果。  在北京参加常委会会议的间隙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山东大学现任校长徐显明接受了《中国周刊》的采访。他告诉,正是这一次拜访衣复恩,让山大的寻访之途柳暗花明。  弄坏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彩色复印机  “我们一直知道这份章程,但从来没有找到过。”山东大学合作发展部副部长井海明对《中国周刊》说。  早发现这份章程的存在的,是山东大学原校史办公室主任史若平。1990年,他在山东省图书馆查资料时,偶然发现了这份章程的照片,虽然没有具体内容,但足令他欣喜。  从1999年末至2000年上半年,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的李彦英与同事到北京寻访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折稿。李彦英告诉《中国周刊》,他们跑遍了历史档案馆、国家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、北大图书馆、北师大图书馆等地,每日奔波,却一无收获。  后来李彦英又去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、重庆万县档案馆(抗战后,山东大学内迁到重庆万县),都没有发现章程的踪迹。  寻访未果,他们推测此文件可能会在台湾。于是,2000年徐显明借访问台湾之机,特地去拜访了衣复恩。  衣复恩给徐显明推荐了一个人,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和台湾“国防部长”的孙震。  “孙震也是山东人,在台湾有很大影响,他说我不敢保证现在就能找到,但我会通过各种办法寻找。它总会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。”徐显明告诉《中国周刊》。  此后不久,孙震来山东大学访问,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曾繁仁会见了他,并再一次提出寻找章程之事。  孙震回台后,传来好消息,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折稿确是在台湾,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。孙震的一个学生在故宫博物馆工作,他为此助力不少。  2001年10月11日,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之时,孙震以山东大学老朋友的身份出席。这次,他带回了极珍贵的礼物: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折稿及皇帝朱批的复制本。  新任校长展涛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里,郑重接下了这份厚礼。  据徐显明介绍,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,是一个热爱中华文化的人,对与大陆的文化教育交流很热心,复制本是在其大力支持下取得的。跟原件一模一样的复制本价格不菲,由于复制品长达52页,工作量很大,据说弄坏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台价值昂贵的彩色复印机。  “设立学堂,是为天下储人才”  远涉海峡复制回来的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,是山东大学堂的立校之本。  1901年9月14日,即《辛丑条约》签订之后的第7日,为挽救危亡,清政府决心兴学育才,变法自强。  仍在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。上谕云:“人才为庶政之本,作育人才,端在修明学术…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,应行切实整顿外,着将各省所有书院,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,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,各州县均设小学堂。”  此时,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。看到上谕后,一向赞成改革、重视新学的袁世凯立即组织人员起草了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折稿,于1901年11月6日上奏。  奏折写道:“国势之强弱,视乎人才,人才之盛衰,原于学校。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,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。以今日世变之殷,时艰之亟,将欲得人以佐治,必须兴学以培才,顾学校不难于大兴,而规划实难于妥拟。”  12天后,朱批下来:“知道了。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。单并发。”  这份奏折里面,附有详尽完整的《山东大学堂章程》。章程共分四部分:学堂办法、学堂条规、学堂课程、学堂经费,共计96节。  《章程》规定了办学的宗旨:“公家设立学堂,是为天下储人才,非为诸生谋进取。……诸生来堂肄业,是为国家图富强,非为一己利身家。”  《章程》规定,所招收的学生应在15岁以上23岁以下,“通解经史,文理明顺,身家清白,体质强实,并无习气疾病嗜好者”。考试为“策论经义”。毕业后,由总办、总教习选择心术端正、学术渊博者,资遣出洋留学,因为,“出洋留学易造就人才”。  《章程》详细规划了学校设施,藏书楼、博物馆、病房、浴室一应俱全,甚至规定学生“每七日淋浴一次,凡遇停课日期,有愿沐浴者,亦听其便”。对于寝食作息,均有具体规定。如,夏季早五点半鸣钟一次,早上七点半、中午十二点半和下午六点半各钟鸣一次,分别准备吃早中晚饭。细微详尽至此。  在课程设置上,除经学外,还开设了20多门课程,包括文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法制、理财、兵学、格致、心理学、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博物、地质矿物、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日文、图画、音乐、体操等等。这在当时,堪称别开生面、颇有清新之气了。  学堂重视体育运动  1901年秋,济南泺源书院门口挂出了校牌:山东大学堂。  彼时,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由于难以维持,已于1900年8月停办,尚未复校,山东大学堂遂成为一枝独秀的官立大学堂。  根据章程,学堂招收了批新生300多名,分专斋、正斋、备斋。备斋相当于各州县小学堂,学习浅近知识;正斋,相当于中学堂,学习基础学科;专斋,相当于大学堂,学习专门学科。名为大学堂,本来只应设专斋,但是,考虑到“各府直隶州设立之中学堂、各州县设立之小学堂,尚未能一律聚设,虽有大学堂之名,而一时无所取材,惟有先设立备斋,次立正斋,初学易于造就”。  谁是山东大学堂的首任校长,至今仍有争议。一说是唐绍仪(后出任中华民国任内阁总理),一说是周学熙(后两次出任中华民国的财政总长)。  唐绍仪任首任校长的说法,来自于《山东高等学校建制沿革纪略》。这是1914年山东大学堂停办时自己的校史。其中有一份《山东大学堂历任校长名单》提及,唐绍仪、周学熙和方燕年这三名校长(当时称管理总办),到校年份都是光绪二十七年,即1901年。但后来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经过查阅史料,认为首任校长为周学熙。  袁世凯请来登州文会馆馆主、美国耶稣教长老会传教士赫士为总教习(相当于今日之教务长),聘有教习110余名: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教习,归国留学生沙庆、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,还聘有英、美、德、日等外籍教习8人。  相比旧式私塾书院,学堂重视体育运动,认为其“不但借以卫生,并可兼娴武备”。每日下午功课余暇,学生都到操场练习体操,并派一名西方人教习督操。备斋学生练柔软体操,正斋学生加练器具体操,专斋学生再加练兵式体操,“以循序渐进”。  不过,尽管设立了许多西学课程,在当时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教育框架下,主要课程仍是固“中学之本”。  学堂开设的门课即是经学,在礼仪上,尊孔崇道。学堂条规规定:“课士之道,礼法为先,而宗圣尊王尤为要义。”每月朔望之日,由教习率领学生叩拜孔孟,宣讲孔孟之道,“诸生环立敬听,听毕向教习三揖,诸生各相向一揖”。每逢孔子生辰,“均须齐班行礼,以志虔恭”。全校师生除外籍教师外,都是长袍马褂、脑后留辫。由于男女有别,不能男女同校,所以学堂只有男生,没有女生。  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张研所着《原来袁世凯》所述,由于袁世凯过于重视孔孟之道,赫士终与袁不欢而散。  各省在奏折中表示要效仿山东章程  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地书院改办新式学堂,但具体如何改,并无先例。《山东大学堂章程》为当时书院改学堂提供了详实可行的范本。徐显明认为,这份章程具有示范意义,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。  1901年11月27日,清政府再次下令:“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,拟先于省城建立学堂一区,分斋督课,先从备斋正斋入手,俾初学易于造就,渐有师资,再行次第推广,其教规课程,参酌中西,而淳淳于明伦理,循礼法尤得成。”因此,要求各省“立即仿举照办,毋许宕延”。  此后,各省纷纷将书院改为大学堂,或新设大学堂。  据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副主任李彦英考证:浙江巡抚任道镕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,江苏学政吏部左侍郎李殿林将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,河南巡抚锡良奏设河南大学堂,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太原开办山西大学堂,贵州巡抚邓华熙奏设贵州大学堂,江西巡抚李兴锐将豫章书院改为江西省大学堂,等等。  各省在奏折中均直言,学堂的课程、等级、班次,“不外山东章程”,或者是“仿照山东章程”,根据本省的情况和财力,变通办理。 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,实行新的教育制度,山东大学堂(彼时已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)被裁撤,于1914年停办。  山东大学堂后来历经重办、合并等变迁,《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》折稿流落何处,如何辗转到达台湾,已不得而知。  2009年3月,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访问台湾时,向台湾方面请求看看这个办学章程的原件。也是经过孙震从中斡旋,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资料库里取出了这份原件。朱正昌戴上手套、口罩,亲手触摸了这份保存一百零八年的文件。  “文件保存得很完好,几乎看不到任何破损,字迹也很清晰。”随行的山大海外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姬锐对《中国周刊》说。  2010年11月3日,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之前,校长徐显明借到台湾访问的机会,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。经申请,他和同行的人也如愿看到了这份珍贵的文件。  “原件存放在地下三层的清代密档室,工作人员把那个文件很正规地请出来,把它摆好,一字摊开,大概有四五米。”徐显明告诉《中国周刊》。“保存得非常好,令人惊讶。” 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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